多宝真人轮盘,金博士注册官网最高占成,澳门九五至尊线上游戏管理 http://sbyxwz.psb77.net 轻松讨论,严肃思考。 Mon, 18 Mar 2019 07:55:48 +0000 zh-CN hourly 1 http://sbyxwz.psb77.net/?v=3.9.2 俄罗斯空降兵编制改革初探 http://sbyxwz.psb77.net/14119.html http://sbyxwz.psb77.net/14119.html#comments Mon, 18 Mar 2019 07:54:37 +0000 http://sbyxwz.psb77.net/?p=14119 俄空降兵

本文原载于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2019年第6期,文章简要介绍了俄罗斯空降兵目前正在进行的编制改革,包括其原因、方向、目标和主要措施,以及改革后部队将具有的面貌。

俄罗斯空降兵将发生重大变化。大规模的改革已经开始。改革的任务是使空降兵成为能对当前军事挑战做出相应回应的力量。实际上它将成为俄罗斯的全球快速反应部队。

空降兵的部队和分队将可以在全球的大部分地区迅速展开。还将寄希望于积极使用直升机、装甲汽车、无人驾驶航空系统、现代化通信系统和自动化指挥系统。特别是空降兵计划组建自己的陆航旅,后者的编制将比俄罗斯空天军的陆航旅“轻”,直升机机队的组成也不一样。

关于空降兵开始发生变化的消息早就在流传。国防部领导人没有正式宣布其改革计划。空降兵司令安德列·谢尔久科夫发表个别声明。实际上外界已经了解了主要改革任务及其如何实施。

显然,空降兵不久前还不完全符合现代化战争武装冲突的现实。空降伞兵仍然是其主要任务。所有部队和分队的组织编制及装备系统都是为此任务定制的。空降兵的另一个问题是军事运输机数量有限。考虑到空降兵还需要执行其他任务,运输机的数量仅够同时空降1个团多一点。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演习和在叙利亚采取的作战行动表明,俄罗斯需要组建可快速在各地区及在必要时在其他大陆部署的部队和分队。同时,它们应具备遂行完全合格的作战行动的能力。空降兵改革的组织者们曾努力考虑到所有的困难和发现目前的需求。结果重点放在组建空中机动分队,以及最大限度地整合直升机。这样做目的是什么?

直升机能保障空降兵部队和分队具有高度的作战机动性。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和实施空降比伞降方法简单。不需要为空中机动分队研发专用的可空降技术装备。计算也表明,空中机动连和排的有效射手数量超过传统的空降分队和空降突击分队。

在向海外战区调遣时,直升机能保障空降兵执行广泛的任务,直升机还能加强其火力。为了便于运输和提高空中机动分队的作战能力,应该主要装备装甲汽车和采用其底盘的其他作战系统。这指的是“台风-VDV”系列车辆。除运输型装甲汽车外,组成中还有火力支援车(装备30毫米自动炮)和自行迫击炮。

同时,新的空中机动部队只适于参加局部冲突。依靠新的指挥系统、高度饱和的反坦克武器和机动性,也可以在大规模战争中使用。例如,在敌人的战役后方空降,用于占领、摧毁重要设施,或者在己方兵力接近前控制区域。根据战略计划实施空降仍旧是空降兵的任务。因此空降兵的编成中将保留装备可空降技术兵器(BMD-4M和BTR-MDM)的传统部队和分队。

目前俄国防部尚未正式宣布空降兵部队和兵团改编计划。很可能空降突击旅将改用“空中机动”编制,每个旅将有2-3个空中机动营。

“东方-2018”演习是对空降兵新面貌的检验。第31近卫独立空降突击旅的分队积极参加了这次大规模演习。其中在双边阶段,该旅官兵在楚戈尔靶场在假想敌战役后方进行了直升机机降,空降后歼灭了其司令部。

空降兵在战斗中积极使用了全地形车、“猞猁”装甲汽车和吉普皮卡。使用米-8AMTSh和米-26直升机进行了机降,完成了所担负的任务。

空降兵司令安德列·谢尔久科夫在演习之前就宣布,将在“东方-2018”演习中检验空降兵部队和分队的新编制。根据《军工信使》的资料,空降兵新编制改革试验早在2017年就开始了。试验在第31独立空中突击旅进行。主要任务是从根本上提高旅的机动性,包括战场机动性。为此计划使用直升机分队。因此在旅里组建了2个空中机动营。与普通的空中突击营相比,空中机动营的编制更加轻型化。迫击炮分队和反坦克分队装备了“猞猁”汽车和(瓦斯厂生产的)皮卡。

各直升机大队——1个战斗大队和3个运输大队(装备米-8AMTSh和米-26直升机)——在作战上归旅司令部指挥。这些直升机分队由空天军移交给空降兵。但它们不是简单地配属给旅司令部。试验中它们成为第31独立空降突击旅的建制分队。从而得以理顺(空降分队)人员与飞行员之间的配合,并教会司令部计划和管理新的空中机动营和直升机大队的联合作战工作计划。

无人机分队也被列入旅的编成,而且旅司令部还拥有了用于建立3D地形模型的新型侦察系统。在这里主要工具是几架“海雕-10”无人机。在对预定地段照相后,无人机将情报实时传输至指挥所。信息经处理形成3D模型,以同样的方式借助于自动化指挥系统传输给部队和分队指挥官、炮兵人员及飞行员。

俄国防部官方宣布,在“东方-2018”演习中第31独立空降突击旅空中机动营进行了战术空降。为此使用了超过40架米-8AMTSh直升机,2架米-26重型多用途运输直升机和超过10架米-24武装直升机。

米-8直升机悬吊皮卡并将其投送至预定区域。米格-26直升机机降了8辆全地形摩托车,4辆装备“短号”反坦克导弹和“条呢”大口径机枪的“猞猁”装甲汽车。

同时,在“东方-2018”演习中新的空中机动分队的行动也暴露出了严重问题。如前所述,直升机是空天军配属给第31独立空降突击旅的,但陆军航空兵有自己的隶属关系和任务。试验时理顺了相互配合,但临时方案不适用于日常作战训练。

因此目前空降兵司令部建议组建独立直升机旅,它不隶属于空天军而隶属于空降兵,但其编制将与空天军的陆航旅有所不同。空降兵直升机旅的优先任务是进行机降。因此米-28和卡-52武装直升机大队将不列入其编成,其位置将由米-35M武装运输直升机取代。后者不仅能实施打击,还能进行机降。

估计直升机旅将有4个直升机大队,而不是5个。但如果说陆航旅中有1个米-26重型运输直升机分队,那么空降兵直升机旅中将有一个米-26直升机大队。该大队将不仅为空中机动部队服务,还能运送传统的空降突击连(营)和空降连(营)。米-26直升机在这里特别适用,因为它能运送BMD和BTR-M战车。

必要时将在旅内组建独立直升机分队,它可与空中机动分队一起在各地区部署。米-35M和米-8直升机能轻松地使用伊尔-76军用运输机运输。

同时,如果是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行动,那么无须军用运输机,直升机的航程就足以转场飞行至预定区域。例如,米-26直升机能作为加油机使用。这种方案曾在演习中多次进行演练,并证明了其效能。

改革正在赋予俄罗斯空降兵新的发展方向。空降兵正变得更加现代化和符合现实军事政治任务要求,但改革效果的显现还有待时日。

编译:蓝山/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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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心理特质在对外战略沟通中的负面效应 http://sbyxwz.psb77.net/14114.html http://sbyxwz.psb77.net/14114.html#comments Mon, 18 Mar 2019 03:06:00 +0000 http://sbyxwz.psb77.net/?p=14114 dkc

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外战略沟通,既有关于中国和平意图的对外信号表达,也有在领土、政治经济争端中的信息传递。2018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在特朗普政府的挑动下不断升级,中美为此展开了七次战略沟通与协商。战略沟通包括信息的有效与正确传递,意图的准确表达和领会,以及谈判或战略互动中的战略决心信号表达等。影响战略沟通效果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国家实力、国内政治、领导人的智慧和外交艺术等等。作为中国外交的特色,中国文化心理的特质有助于推动对外关系的进展,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对于战略沟通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其一,在争端领域,将争议问题搁置,形成似乎双方都默认的共识。比如,中印领土争端初期时,特意避免提及领土的分歧;中日建交过程中,避谈钓鱼岛等争端;南海问题初期搁置争议。这种战略考虑的理由包括重视大局观,即当时最为重要的大局是建立外交关系,双边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也有理性的考虑,即当时尚未出现成熟解决的条件,对于边界等问题的不熟悉,也缺乏相关实力基础。这种搁置的思维,来源于中国文化为了和谐掩盖分歧和问题的做法,同时也是由于能力和实力不足,但导致了后续的矛盾和斗争爆发。

其二,在处理双边问题以及危机管控时,重在问题定性,而不是技术细节。一方面,在处理对美关系时,特别看重双边关系中的性质定位,比如中美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一直试图让美方接受中国的定位提议,而不是优先考虑双方合作的具体原则、规范。另方面,在处理危机管控时,中国重视对于美国战略行为性质的判定,比如根据葛晓伟(Peter Gries)的研究,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中国谴责美国的侦查行为,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对中国利益的侵害。美方则强调技术和细节解释,即因为中方飞行员的“干扰追踪”和“挑衅”等导致撞机事件。

其三,在打开外交僵局时借重私人关系的做法。比如,在中美解冻时期,中国为了向美国表达解冻与合作的信息,邀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夫妇访华,并进行系列的有意的活动安排,试图让美方理解中国的信息。又如,在与特朗普接触时,试图通过其家里人入手,从家庭身边的成员发展关系,建立较为便捷的私人渠道。再如,对于领导人的首脑外交期待很高,想通过领导人的双边交往,解决双边关系发展中的核心利益矛盾,将中国的合作意图以及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合作与稳定的重要性告知对方,对双边关系起到稳定与关键性的导航作用。

中国外交在战略沟通过程中体现出上述中国文化心理特点,这些特点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短期内促进了双方合作,建立外交关系、维护大局,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奠定了良好外部环境,但在一些情境中,双方的理解和预期有较大差异,加上现实战略竞争与利益冲突加剧,沟通效果则受到一定限制。比如搁置与“隐形的”共识,虽然顾全了大局,短时期内促进了双方关系发展,但随后不久其负面效果显现,比如对方单方面突破现状,对方心理上也反感,中印、中日和南海争端均有表现。而且,特定时期也会形成一些错误的预期,比如对于领导人首脑外交作用的高估,对于搁置负面作用的估计不足,对于负面双边关系定位的过度消极悲观等。

总之,文化心理的特点会影响到中国外交中的战略沟通的问题诊断、手段与方法的选择,以及最后的沟通效果。有效总结自身的思维方式的经验,同时跳出“自我中心主义”的禁锢,多从对方认知的角度,有助于化解文化心理差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促进中国对外战略沟通取得更好的效果,亦即澄清意图,防止误判,加深理解,促进共识,形成合作。

文/尹继武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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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http://sbyxwz.psb77.net/14100.html http://sbyxwz.psb77.net/14100.html#comments Thu, 14 Mar 2019 02:39:39 +0000 http://sbyxwz.psb77.net/?p=14100 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历史特征及其根源——与西欧、阿拉伯、俄罗斯疆域模式的比较分析

文明体作为族群聚合之单位,先天地具有开拓生存空间的内在驱动。因此,所谓扩张取向,便不因文化特质而有所不同,只是在地理环境与文化观念影响之下,在扩张特征上有所差别而已。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依托各自地理环境,发展出不同类型之政治制度,凝聚出不同内涵之文化观念,最终积淀而整合为完整之文明体系,稳定地对文明内部进程与外部地缘环境发生能动作用。相应,在疆域观念上亦是如此。不同文明在疆域观念上各有不同,大体而言,从西至东,以西欧、阿拉伯、俄罗斯与中国四种文明的疆域模式对欧亚,乃至世界地缘政治影响最大。虽然这四种文明边疆拓展动力皆由诸多因素组成,但相对而言,各自又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鲜明特征。本文即在对比欧亚大陆四种主体文明疆域模式基础之上,揭示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历史特征及其根源。

一 中国古代的“有限扩张主义”及其历史根源

西欧由于地形破碎之缘故,不易形成统一局面,长期以来小国接壤而邻,由于生存空间狭小,故而相互之间战争不断。在这一地缘背景下,西欧国家自古以来,便不断尝试以地中海为跳板,向亚、非两洲进发,或通过和平方式,开展商业贸易;或通过战争方式,掠夺资源,以开拓生存空间,并支援宗主国,从而树立在欧洲之统治地位。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欧更以在全世界实行殖民主义,传播基督教,建立世界霸权为目标。相应,西欧疆域扩张实针对整个世界,尤其注重壮大自身经济力量。或者说,西欧疆域模式最为体现经济驱动之特征。

阿拉伯文明产生于生存环境更为恶劣之阿拉伯半岛,一方面通过开展商业贸易,从海外获取经济财富;另一方面,崇尚严格的一神论宗教伊斯兰教,主张通过战争方式,将教义传播于全世界。因此,自公元6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不断向四面扩张,其核心动力相对其他文明而言,宗教色彩最为浓厚。或者说,伊斯兰教疆域模式最为体现宗教驱动之特征。

俄罗斯是近代几大文明体系中,核心地带唯一处于内陆亚洲者,由于气候寒冷、降雨量少,以草原、森林为主要地貌的俄罗斯文明,虽然以农业为主,但生产率却得不到保障,从而在广阔的俄罗斯平原上,不断扩张,以掠夺资源,打通与外界经济交往的地理通道。俄罗斯在蒙古帝国瓦解后,继承蒙古帝国在政治、军事领域中的威权制度,迅速崛起,利用突厥势力衰落之契机,疯狂地从一个小公国,将势力在整个欧亚内陆扩张开来,从而建立了当今世界最大的陆地边疆。这种崇尚武力、战争的边疆开拓模式,使俄罗斯疆域迅速扩大的同时,也使内部难以相应完成快速整合,内部矛盾不断的结果,是苏联的最终瓦解。或者说,俄罗斯文明疆域模式最为体现战争驱动之特征。

以上三种文明疆域模式虽在历史内涵、驱动因素上存在差别,但其共同面临的地缘政治却非常相似,即都身处最为原始的区域国际秩序——“丛林秩序”之中。地球在形成之后,不断衍生出不同形态的物种。不同物种之间借助食物链模式,维持着地球的生态平衡。这也是地球上最为原始的生态秩序。食物链生态秩序核心特征即是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合生存。正是在这种最为原始与基本的生存逻辑下,不同物种之间展开竞争,不断推动着生物进化,乃至最后人类社会的产生。对此,科学界将之概括为“丛林法则”。人类走出丛林后,虽然走向了草原,但生存逻辑,无论群体内部,还是群体之间,都仍然遵循着来自丛林的法则,不断展开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斗争。丛林法则是人类社会在产生之初,仍然延续人的动物性及其生存逻辑的一种体现。相应,伴随人类社会逐渐发展,丛林法则作为内在地根植于作为动物的人类之中的一个生命意识,一方面在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斗争规模、形式与影响等方面,都不断得到发展,将人类社会自我毁灭的潜在逐渐演变化无比接近现实,两次世界大战与近年来国际社会的不断擦枪走火,都是典型体现;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在长期斗争中,不断衡量斗争成本与最后收益之间的平衡,从而越来越趋向于采取合作的态势,从而发展出容忍、节制等后天社会属性,这一社会属性不仅体现于个人之间,同样体现于群体之间社会契约,乃至国际契约的建立与推广。

以上三种文明中,西欧、阿拉伯文明都处于地理空间局促、生态环境不足的地带,为争取有限的资源,两大文明内部、之间长期处于激烈竞争之中,是丛林秩序的典型地带。为了保证生存,并消灭敌人,两大文明内部、之间在内部挖掘已经臻于极限的前提下,只有不断向外扩张,利用外来资源补充、壮大自己。俄罗斯文明虽然远离西欧、阿拉伯半岛竞争的白热地带,但由于农业生存较为原始,因此长期没有统一,内部不同政权之间也形成了丛林秩序。蒙古入侵前后,俄罗斯才逐渐统一起来,鉴于只有不断扩张,掠夺边疆资源、开展经济交流,才能维持庞大政权的存在,于是也不断向外拓展疆域。

可见,在地理环境决定之下,以上三种文明处于丛林秩序之下,为壮大实力,于是不断开拓边疆、发展商业,以维持自身生命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属于“发散型文明”。在这种历史格局下,以上三种文明腹地与边疆,或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基本是一种单向的历史关系,即腹地、宗主国掠夺、获利于边疆、殖民地。但之所以称“基本是一种单向的历史关系”,是因为这一历史关系衍生出另一连带性的反向关系,即腹地、宗主国为保证掠夺、获利,在边疆、殖民地委派代理人,乃至推广腹地、宗主国的制度形式,甚至传播腹地、宗主国的文化精神,因此导致边疆、殖民地呈现二分现象,一种类型的边疆、殖民地由于缺乏合适的地理环境、优越的经济条件,从而被严重掠夺人口或资源,二者逐渐呈现此消彼长的历史态势,如近代的非洲;而另一种类型的边疆、殖民地则由于具有较为合适的地理环境、优越的经济条件,从而呈现腹地、宗主国全方面复制,二者逐渐同质一体的历史格局,如近代的美洲。无论是此消彼长,还是同质一体,都源于壮大腹地、宗主国的经济需求。或者说,以上三种文明疆域模式的历史驱动,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驱动。由于对外扩张拥有的都是好处,因此以上三种文明将不断扩张、扩张,再扩张的外向扩张政策,视为文明立足与发展的基础之一。如果对以上论述加以综合的话,可以将以上三种文明归纳为“经济驱动的外向无限扩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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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文明不同,中国从整体上而言,呈现了“有节制的扩张”或“有限扩张主义”的特征。具体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从地理空间而言,中国文明不似以上三种文明无节制地向外扩张,而主要是围绕平原地带,向四周渗透,对于海洋空间,鉴于其与农业文明存在本质上的冲突,因此从官方层面一直加以摒弃。从开拓方式而言,也不只利用战争方式,还利用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而且比较崇尚运用和平交往的方式,这自然也与中国文明崇尚人文主义、对战争充满警惕的所谓“兵者不祥”思想有关。最后,从扩张目的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消除四周,尤其西、北游牧民族的威胁,维护自身的安全,而非单纯的疆域扩张。因此,中国文明属于“内聚型文明”。

这一疆域模式同样根源于中国地理环境及由此而形成的经济方式。与以上三种文明不同,中国文明中心地带是平坦而富饶的平原,为中国先民以农立国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也使中国长期维持了庞大的经济体与领先优势,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得便显得不再那么必需与迫切,相应商业交流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便成为附属,对外扩张的经济驱动基本限于农业动力。而反观四周地带,与以上三种文明四周地带是资源聚集地不同,中国四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不仅不便于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而且四裔民族利用这一险恶地理,形成了对中原政权的一定抗拒,西、北民族甚至长期掌握了相对于中原王朝的骑兵优势。相应,中原王朝对于四裔边疆的扩张,一方面由于缺乏边疆经济的有力支持,有坐吃山空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也容易陷入边疆险恶地理甚至军事优势的陷阱,从而在财政、军事两个方面,造成对政权的严重冲击。况且农业经济对于气候、人口依赖较为严重,如果遭遇自然灾害、大规模征兵,都会对农业生产造成直接冲击,从而形成社会动荡、政权不稳。在这种历史状态下,中原王朝进行扩张时,势必首先在政权稳定与边疆开拓之间寻找平衡点,以不损害政权稳定为前提,进行适度的边疆开拓。因此,中原王朝的疆界形成,实际止于政权稳定与边疆开拓长期平衡下的临界点。这一临界点表面来看处于明显不适合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生态临界点,其实深层来看处于中原王朝财政危机爆发的临界点。或者说,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边疆治理上,存在着一定局限性。

二 中国古代的“差序疆域”观念与“中华亚洲秩序”的形成

但与政治能力有限性形成对比的是,东亚地区广阔而相对平坦的地形特征,却导致中国古代形成以中国为中心,没有边界的“天下”秩序。现实与文化之间的张力与矛盾如何解决呢?军事手段既然存在制约,那么可以通过政治、文化手段加以弥补。这便是通过政治交往、文化传播,与军力无法直接控制的地区,形成一定的政治联盟,通过经济补助的方式,获得政治宗主的地位。具体而言,便是在直接统治区施行郡县制度,在无法直接统治的边疆地区实行羁縻制度,而在更为遥远的地区实行藩属制度,从而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单一性”、“均质化”疆界不同的“差序疆域”观念。而即使通过多种方式,仍无法达成一定关系的边缘及其以外地区之政权,则会被天下秩序选择性地忽略。

所谓“羁縻”,是将边疆政权从形式上纳入国家体制中来,一般不干涉其制度形式、内部人事更替与社会风俗,实行间接统治,也就是所谓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改其宜”。[1]中央政权与羁縻政权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中央政权担负有保护羁縻政权的职责,羁縻政权具有承担赋役、应征出兵的职责。[2]羁縻统治区以外是藩属统治区,与中央的关系更为松散,中央政权与藩属政权之间只是名义上的君臣关系,二者之间仅依靠数年一次的朝贡加以维系。[3]可见,差序疆域在地缘政治上呈现从中心到边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层面,政治关系由紧到疏、控制力由强至弱的差序格局。“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4]“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5]

比如明朝便是如此。明朝大体继承了元朝直接控制区,为管理广阔疆域,在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管理模式,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汉人地区,设置郡县,直接控制;在北方边疆,设置军镇,实行军事化管理;在西南边疆,遍设土司,实行羁縻统治;而在朝鲜半岛、蒙古高原、西域、东南亚,则实行藩属制度,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地缘差序与区域分治特征。而为贯彻政令、管理地方修建的驿站,覆盖了直接控制区与羁縻区。《明史》先叙明国之事,继之以“土司传”、“外国传”,反映出中国在传统社会晚期,仍维持着中华亚洲秩序的差序格局。而明朝在朝贡贸易中,也通过设定不同待遇,以排定不同羁縻部落、藩属国的不同地位,从而不断形塑其与明朝的关系。比如万历时期,明朝在与兀良哈三卫、女真、西番(“回夷”)、“北虏”的朝贡贸易中,便通过制定不同的次数、人数、地点、赏赐规格,表彰拥护明朝者,批评叛附不常者,从而调整与维护周边族群与明朝的政治关联,加强对于边疆地区的政治统治。[6]

那么,除却文化的想象,直接控制区之外的羁縻区、藩属区,即“五服”中的“要服”、“荒服”,[7]是否属于王朝疆域呢?南宋范成大在《志蛮》中如此表达。“今郡县之外,羁縻州峒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也。”[8]即羁縻区属于疆域之内,之外则属于“化外”,即疆域之外。也正因此之故,明初四川播州夷民归附之后,明朝虽实行羁縻统治,却将之视为处于版图之内。洪武七年(1374)三月,中书省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图,即同王民,当收其贡赋。请令自洪武四年为始,每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以为军需。”[9]

但另一方面,虽然朱元璋也认为播州隶属于版图之内,不过仍将之与内地加以区别,并未命其如同内地一样,承担赋役。“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图,供贡赋,但当以静治之,苟或扰之,非其性矣。朕君临天下,彼率先来归,所有田税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10]可见,羁縻统治区与直接统治区在国家定位中,仍有相当不同。二者不仅政治制度不同,更重要的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赋役制度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在古代世界,疆域的意义主要并非土地本身,而是生存于其上的民众,以及其所承担的赋税、兵役;如果能够承担赋役,才会获得重视。这与现代疆域观念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将每一寸土地,无论其生态环境如何,都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观念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在中国古代,又有在严格意义上,将羁縻区与直接统治区相区别,不将羁縻区视作国家版图者。万历二十七年(1599)在播州之役进行之初,为笼络播州周边土司,明朝放缓“改土归流”的步伐,认为土司与州县在国家疆域的意义上,性质一致。明神宗诏称:“土司自我朝开设以来,因俗而治,世效职贡,上下相安,何必改土为流,方是朝廷疆宇?”[11]但从这种反问的语气来看,当时人有以土司不属国家疆域,只有设置流官、直接控制的州县,才属国家疆域的观念。实际上,明人在一定程度上将仅设置军事机构,不设民政机构的边疆地区,鉴于其不承担与内地州县一样的赋役,而认为其属于化外。景泰时期,“贵州苗反,久未平。何文渊请罢藩、臬二司,专设都司,以一大将镇之。于少保谦不可,曰:‘若不设二司是夷之也,何以通滇僰道?且无故弃祖宗疆内地,不祥。’遂寝。”[12](更改)果然,在播州之役后,朝廷在播州改土归流,认为从此播州属于明朝,而邻近土司仍保持原貌,被划于疆域之外,双方有正式边界。万历二十九年(1601),兵部奏“正疆域”。

播左连水西,右通永宁,地址虽若犬牙,彼此原有疆界。但夷性犬羊,互相雄长,侵剋无常。既改土为流,当清疆界,永杜争端。原系播州者,归我版图;原系永宁、水西者,归之奢、安二氏。勒碑立界,永为遵守。[13]

万历三十二年(1604),明朝在议平播之功时,也称:“平播一功,开疆展土,奇勋懋绩”。[14]

可见,在中国古代差序疆域观念下,直接控制的郡县地带属于正式国家疆域,而间接控制的羁縻区,则处于疆域的模糊地带,存有争议。至于藩属国,则不属于国家正式疆域,与正式疆域之间更是同样存在边界。不过中国古代不断进行的边疆开拓,逐渐将羁縻区,甚至部分藩属区明确纳入国家疆域。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一进程在前近代时期十分缓慢,中国古代疆域格局从而呈现不断扩大的、动态的“差序疆域”。一部中国史,便是在“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下,差序疆域格局内部不断整合,转变为“均质疆域”,而外部不断向外延伸与扩展的历史。正是在一波一波的边疆内地化浪潮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逐渐形成。“古之戎狄,今为中国。”[15]

在这种区域国际秩序观念下,亚洲尤其东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国际秩序,即“中华亚洲秩序”。中华亚洲秩序的差序格局与西欧、阿拉伯、俄罗斯“经济驱动的外向无限扩张主义”明显不同。首先,中华亚洲秩序的建立不是以经济驱动为主导,而是以政治驱动为主导,中原王朝的对外扩张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而是为了实现“天下”秩序的政治统一。因此,中华亚洲秩序是一种“政治驱动的扩张主义”。其次,中华亚洲秩序的建立不是为了主宰亚洲国际秩序,而是为了维护中国地缘和平。正如上文所述,中国腹地经济明显优越于周边地区,中国强力控制周边地区无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积极对周边施加影响,一方面是为实现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是为保持周边地区的稳定,防范或抵御周边具有威胁势力的产生与壮大,从而保证中国边缘地带的和平,以维护政权的稳定。可见,与以上三种文明对外扩张是一种外向掠夺式的发散不同,中华亚洲秩序是一种瞄向中原王朝政权稳固的内聚或内敛。因此,中华亚洲秩序并不像以上三种文明强调经济掠夺或同质一体,而是强调差异共存、相安无事。在腹地与边疆的关系上,也并非是一种单向关系,而是中国对边疆乃至藩属国保持政治权利的同时,担负兴灭继绝的政治义务;边疆乃至藩属国在保持政治臣属的同时,不断获得中国的优惠经济贸易。总之,双方并不强求同质一体,而是和而不同。因此,中华亚洲秩序是一种“内向扩张主义”。最后,虽然都是扩张主义,但以上三种文明是一种无限扩张主义,只要有利可图,便一直向外扩张,这一传统一旦形成,即使一时无利可图,也积极控制,比如英国进入西藏,俄罗斯进入西伯利亚,都是如此。这种无限扩张主义虽然导致战争不断,但却更为积极与主动地打开了世界一体化的历史局面,促进了近代世界的产生。与之不同,中华亚洲秩序的是一种有限扩张主义,虽然有利于亚洲尤其东亚的国际秩序和平,但对于推动全球化格局之形成,却显得缺乏动力。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将中华亚洲秩序概括为“政治驱动的内向有限扩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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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空军XQ-58A低成本作战无人机首飞 http://sbyxwz.psb77.net/14089.html http://sbyxwz.psb77.net/14089.html#comments Tue, 12 Mar 2019 07:58:21 +0000 http://sbyxwz.psb77.net/?p=14089 2019年3月5日,XQ-58A“战神婢女”(Valkyrie)远程高亚声速无人机演示验证机在亚利桑那州尤马试验场完成首飞。该机由美空军研究实验室联合美国克拉托斯无人机系统公司发展,由美空军研究实验室“低成本可消耗飞机技术”(LCAAT)项目资助。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打破战术飞机成本不断攀升的趋势,通过发展更好的设计工具、孵化并利用商用制造流程以减少制造时间和成本,更快速地设计并制造无人机系统。

XQ-58A

首飞中的XQ-58A“战神婢女”原型机。该机机长约30英尺(9.1米),翼展约8.2米,有效载重600磅(约合272千克)的载荷,航程可达3000海里(约合5500千米)。该机的成本可限制在200万~300万美元,比有人驾驶战斗机降低一个数量级(美空军研究实验室图片)

XQ-58A从跑道起降,在首飞中按预期完成了持续76分钟的飞行。该机从授出研发合同到完成首飞一共只花费两年半多一点。按已有计划,该机将会分两个阶段完成5次规划的试飞,目的是评估系统功能、空气动力性能以及发射与回收系统等。美空军研究实验室项目经理指出:XQ-58A第一种以低的采购和使用成本提供改变游戏规则的战斗能力的无人机。(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 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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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海军陆战队最后一个EA-6B电子战中队退役 http://sbyxwz.psb77.net/14085.html http://sbyxwz.psb77.net/14085.html#comments Tue, 12 Mar 2019 07:55:09 +0000 http://sbyxwz.psb77.net/?p=14085 2019年3月8日,美海军陆战队在北卡罗来纳州切里波因特海军陆战队航空站举行“日落”仪式,退役其最后一个EA-6B“徘徊者”中队“死亡小丑”——美海军陆战队第2战术电子战中队(VMAQ-2)。

VMAQ-2中队人员及6架EA-6B电子战飞机合影-wps图片

VMAQ-2中队人员及6架EA-6B电子战飞机合影(美海军陆战队图片)

EA-6B于1971年投入使用,40多年来,作为海军陆战队主要的空中电子战平台,全天候识别、瞄准、干扰、打击敌方地面和空中防御系统,支持联合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部队作战。EA-6B中队也是海军陆战队使用频率最高的部队之一。

“徘徊者”退役后,其担负的电子战任务将转移给美海军陆战队日益增长的无人机和地面系统、F-35B“闪电”Ⅱ联合战斗攻击机机队和诸如“勇虎”Ⅱ机载干扰吊舱等电子战传感器。

VMAQ-2中队的EA-6B

2019年2月28日,VMAQ-2中队的EA-6B飞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海岸附近飞行。值得注意的是,美海军陆战队是在没有EA-6B直接替换机的情况下全面退役该型机的,但及时做了能力填补安排,即利用F-35B内置电子战能力、无人机和地面系统和机载电子战系统组合。这既打破了“机型替换、物种不灭”的传统思维,又在机种断更的情况下以新形态高效费比地填补了能力空缺(美海军陆战队图片)

此前,美海军陆战队曾有3个EA-6B中队退役: 2016财年,“死亡预言”中队(VMAQT-1,海军陆战队第1战术电子战训练中队)退出现役,2017年6月2日,“海鹰”中队(VMAQ-4,海军陆战队第4战术电子战中队)退出现役,2018年5月11日,“月狗”中队(VMAQ-3,海军陆战队第3战术电子战中队)退出现役。(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 王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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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经验与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 http://sbyxwz.psb77.net/14082.html http://sbyxwz.psb77.net/14082.html#comments Tue, 12 Mar 2019 07:45:29 +0000 http://sbyxwz.psb77.net/?p=14082 朴正熙与岸信介

2013年2月25日,朴槿惠就任韩国第十八任总统,时隔三十四年,她再次回到从小长大的青瓦台。而在东京日本首相官邸的安倍晋三看到这一幕,或许也会激起颇多思绪——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与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曾有多年的交往,两人都有满洲经历,这不但积淀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影响了战后东亚历史的进程。

“汉江奇迹”的起源?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战后日本和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学术界对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倍加关注。美国东亚问题专家查莫斯·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即是其中的代表,他提出了东亚经济发展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

“发展型国家”理论认为,东亚新兴经济体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原因在于二战后东亚新兴经济体的高效率技术官僚所起到的作用。然而相关研究却较少谈及其历史脉络,尤其是二战时期的战时体制对战后东亚经济起飞的影响。《大日本·满洲帝国的遗产》一书(以下简称“本书”)便是从过往历史出发,对东亚新兴经济体“发展型国家”理论进行探讨的著作。

国际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呈现三条脉络。第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殖民批判视角,在此不复赘述。第二条脉络试图摆脱纯粹的分析模式,逐渐转向探寻非政治、非传统的历史脉络,强调跨境、跨国乃至跨文明的解释。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提出的“东亚式现代”(East Asian Modern),希望厘清伪满洲国的多样性面向,虽然创建颇多,却也引发了诸多争议(详见Prasenjit Duara,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而第三条研究脉络,则是有关处理“日本帝国的遗产”与二战后东亚局势之间错综复杂的变动关系。虽然伪满于1945年8月17日宣告结束,但其影响并未因此而消停,反而隐藏进了历史的长河中(林志宏:《满洲国——潜入时间的长河,再现历史的讽刺》)。

近代日本历史被1945年8月15日的终战分为两段:此前的帝国时代与此后的国族国家时代。帝国时代的日本试图将自己建构为近代亚洲帝国的核心,乃至超越以西方为核心的现代,也就是所谓的“近代的超克”。然而,战争的失败使日本帝国成了附属于美国的现代国族国家。而曾经参与帝国时代建设的人们与帝国时代的联结,却并未因帝国时代的终结而结束。他们的建设经验,也在某些机缘巧合下重新爆发出来,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本书便是从这一角度,对后帝国时代的日本与韩国做了一番探讨。

本书作者姜尚中、玄武岩都是著名的韩裔日本人学者,出生于日本,在日本完成高等教育并在高校里从事学术研究,用日语写作。从学术经历上看,他们与日本学者并无差别,但其韩裔身份似乎也是某种意义上“帝国遗产”的延续,他们对日韩这段历史的思考也更耐人寻味。尤其是姜尚中——他还有个日本名字“永野铁男”,他一直积极投身于韩裔日本人在日本的社会活动。也因此,本书并不是从传统意义上的日本视角出发,两位作者理解的“满洲”也与人们的一般理解不同——他们选择以“满洲人脉”为主要切入点。虽然在日文学界,早已有小林英夫等人对此进行过大量讨论(如《満州と自民党》,新潮图书,2005年),然而,对伪满洲国在战后东亚世界的延续却较少有人关注——相关遗产正是依靠“满洲人脉”在战后东亚世界维系了下来,而朴正熙与岸信介则是最好的诠释。

“独裁者”与“妖怪”:朴正熙与岸信介

众所周知,朴正熙与岸信介在战后的韩国与日本政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朴正熙作为一个独裁者,执政韩国十八年(1963-1979),直至被金载圭刺杀身亡。岸信介虽然在战后仅担任了三年的日本首相,但在去世之前,他的影响力始终见于日本政坛。

1936年,岸信介就任伪满洲国的总务厅次长,后转为实业部次长。岸信介深信统制经济在战时体制中的重要性,因此积极参与并推动《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甚至从日本邀请著名企业家鲇川义介前来投资,并创建了可以与满铁匹敌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业)”。故而岸信介也被称为“统制先生”。

岸信介在伪满期间,建成了以军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体系,并在此体系下,开展了与之相关的创新活动。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在当时被认作“远东第一快车”的“亚细亚”号超特急列车的正式运营。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岸信介于1939年奉调回国,后担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负责日本帝国体系内的军需生产,并确立了“经济新体制”。这不但作用于战时日本,也影响到战后日本的复兴,甚至可以说,岸信介的“满洲经验”酝酿了“昭和奇迹”。

与岸信介不同,朴正熙在朝鲜接受师范教育后,选择了北上,于1940年进入“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并为自己取了“高木正雄”和“冈本实”两个日本名字。毕业后,朴正熙加入伪满军队,并跟随“铁石部队”进入华北同八路军作战。这一段经历让朴正熙认为,伪满模式才是自己心目中现代国家的建设样板。1961年,朴正熙发动“五·一六”军事政变,夺取韩国最高权力后,逐渐创立了“维新体制”。他以五年计划的方式发展韩国经济,并大力发展重工业,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导;而在农村地区,则开展以“勤勉”、“自助”、“协同”为主要精神的“新村”运动。朴正熙时代奉行“兵营国家”的思想来积累国力,构筑了以全民国防为主的“韩国式民主主义”。这一切,都与朴正熙的“满洲经验”相关。而伪满这一系列体制的塑造者,正是被称为“满洲之妖”的岸信介。

在极具“满洲国”特色的 “维新体制”下,朴正熙所仰赖的主要是一批有着相同经历的军人与官僚。朴正熙发动“五·一六”政变,建立“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并任议长,副议长李周一是朴正熙在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另外还有两位委员金东河和金润根也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朴正熙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同学,如尹泰日、朴林恒、崔昌彦等人,均在新政府中身居要职。而曾经在军事法庭上救了朴正熙一命的同学白善烨与丁一权也凭借在朝鲜战争中的战功身居高位,成为朴正熙重要的政治盟友。

1961年11月,朴正熙与岸信介终于在东京相见。一个是独裁者,一个是“妖怪”,彼此因为共同的经历与人脉牵扯在一起,并在后来保持了多年的友谊,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两国关系,乃至冷战时期的东亚局势。

1965年6月,经过了十三年的谈判,日韩邦交宣告正常化。其实早在1951年,日韩双方就已经开始就邦交正常化问题展开接触,然而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朴正熙上台执政后,以侄女婿金钟泌为密使同日本方面联络,最终实现了日韩邦交的正常化,而在这个过程中,“满洲人脉”起到了重要作用。日韩邦交正常化后,朴正熙在“维新体制”下,大力发展钢铁工业,并试图建立浦项制铁。浦项制铁项目开始之初,朴正熙试图向美国求助,但被美国以规模超出韩国所需为由拒绝。朴正熙转而向日本方面寻求紧急援助。此时,岸信介虽已卸任首相,但时为日韩协力委员会会长的他还是凭借自己在政坛的影响力,为浦项制铁项目拉到了大量援助,最终使得项目成行。

“满洲人脉”的特殊性,使日韩两国邦交异常巩固。1973年,韩国中央情报本部将流亡日本的金大中绑架回国,日本因此对韩国提出严重抗议,并中断了日韩内阁成员的定期接触。而此时的朴正熙政权还需要来自日本的经济技术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修复日韩关系的重任便落在了岸信介身上。在他的斡旋下,日韩之间的外交危机被顺利解除。两国关系之稳固,甚至连“文世光事件”都未曾对此造成影响,而这种超稳固邦交关系的背后,仍旧是“满洲人脉”在起着作用。

事实上,“满洲经验”并不仅限于朴正熙与岸信介二人。在韩国,朴正熙遇刺后继任韩国总统的崔圭夏,是“满洲国”大同学院的毕业生;卢泰愚时代的首任韩国总理姜英勋,曾就读于建国大学——都是殖民地的学校。而在日本,曾身居殖民地要职的星野直树、椎名悦三郎等人均在战后日本政坛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作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先驱的高埼达之助,更是“满业”的末代总裁。此外,还有指挥家小泽征尔、著名导演内田吐梦等民间人士,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满洲经验”——或许这种经验称之为“满洲摩登”更为恰当。

帝国与殖民:现代化经验的流动

在以往对帝国与殖民地关系的思考中,人们往往将殖民地看作帝国获取资源的掠夺地,帝国为殖民地带来的是无尽的苦难。然而,就日本帝国体系而言,资源的掠夺与民众的苦难自然不可回避,但也需要看到,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中,仍然存在着另一种面相,即殖民地作为帝国现代化经验的“试验场”。这也是本书所要呈现的重要内容。

就日本帝国体系而言,帝国境内的现代化经验存在着流动的过程,而这种现代化经验的流动则以多次的逐级试验为标志。日本本土的知识人与技术官僚会提出相关的构想;当这种构想需要付诸试验时,则会被接连几轮作用于各殖民地,最终经过了第二轮,甚至第三轮试验后,相关的试验经验会被作用回日本本土。作用于日本本土的经验又回流向各殖民地,从而造成新的经验升级。在不断的经验升级过程中,现代化的过程也由此展开,并不断被深化。日本帝国各个殖民地,与日本本土一道,都在这个不断试验升级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一过程的代表,便是日本在战后利用满铁试验成功“亚细亚”号超特急列车的技术,研制成功了“新干线”,并将其出口到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从而带动了亚高速铁路技术的升级换代。本书虽然揭示了这一试验过程,但对帝国体系中这种试验的复杂性却论述不足。当然,这一点与两位作者的韩裔日本人的身份,以及论证主题集中在日本与韩国有关,或许并不能称之为缺陷。但对这种试验复杂性的关注,则是学界可以深入研究的地方。

在战前日本帝国的体系之中,满洲地区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并非由日本政府直接统治,但却在帝国体系中地位举足轻重;它虽为帝国重要的殖民地,但又与传统的殖民地并不一样。其特殊之处在于,该地区的特殊场域融合了日本帝国体系中的各个角色,这也决定了“满洲经验”势必会对战时日本帝国,以及战后东亚局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随着战后东亚民族主义浪潮的风起云涌,使得这种战争时代的经验被人们刻意淡忘。当垂垂老矣的亲历者回忆自己的一生时,他们或是在回忆录中一笔带过,或是干脆闭口不谈,把这段经历带到坟墓当中。因此,本书重新发掘了在当事人记忆中刻意被淡忘的这一经历。东亚也正是在这种“遗产”笼罩之下,迎来了“汉江奇迹”与“昭和奇迹”。

2013年2月25日的首尔与东京,殖民地的幽灵,一直游荡在东亚上空,不论是在日本,还是韩国,抑或是其他地方,从未消散。

作者:邹仲苏,台湾政治大学 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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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并未刻意抹黑炀帝 http://sbyxwz.psb77.net/14076.html http://sbyxwz.psb77.net/14076.html#comments Sun, 10 Mar 2019 12:04:08 +0000 http://sbyxwz.psb77.net/?p=14076 有关隋炀帝的历史形象问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学者们几乎一致给予了负面评价,确立了其暴君的历史形象。直到1959年,万绳楠发表《论隋炀帝》(《史学月刊》1959年第九期)提出异议,认为炀帝功大于过,是一个很有才能和气魄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此文一出,便引发了学界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在八十年代之前,以否定万先生的看法为主流;八十到九十年代之间,支持者渐多。九十年代以后,学者们的意见基本达成一致,承认炀帝有一定的历史功绩,而他的负面历史形象,是贞观君臣有意抹黑的结果,目的是为新建立的唐王朝提供反面教材,加以镜鉴(参袁刚《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持“抹黑论”的学者与持“暴君论”的学者,所依据的主要史料都是《隋书》。贞观君臣有意抹黑,为何还能从中抉出炀帝的历史功绩呢?显然以史臣删削史料未净是解释不通的。笔者对此问题有些不成熟的思考,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隋书》中炀帝的形象

《隋书》是在贞观三年(629年)由魏徵受诏总加撰定的,主要参与者有孔颖达、许敬宗,而徵“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时称良史”。对大多数史实的记述是真实的,评论是中肯的,在对炀帝问题的处理上尤为如此。炀帝的负面形象主要来自夺宗、奢靡、拒谏、黩武等事件,而《隋书》对这些事件的记述,并未言过其实地渲染,更没有抹黑。如在炀帝夺宗问题上,《隋书·炀帝纪》正文部分略而不提,在文末议论中说道:

初,上自以藩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时高祖雅信文献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爱。帝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又常私入宫掖,密谋于献后,杨素等因机构扇,遂成废立。

可以看出,史臣在述及炀帝善于矫饰觊觎帝位,阴谋夺宗这一基本史实时,用词平实准确,并没有针对炀帝个人的品德,做超越事实的鞭笞。

国家博物馆馆藏隋炀帝杨广画像-wps图片

国家博物馆馆藏隋炀帝杨广画像

在奢靡问题上,主要是指炀帝盛治宫室和巡游。这两方面,《炀帝纪》文末评论说:“盛治宫室,穷极侈靡……每之一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羞殊味,水陆必备焉,求市者无远不至”,而“史臣曰”中则更直接指出,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读之似乎有些渲染意味,但若翻检同书《食货志》和《大业杂记》,就会发现史臣所论都是有据可依的,炀帝建东都,“曾雉踰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其中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西苑更甚,“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院庭“植名花,秋冬即翦彩为之,色渝则改著新者。其池沼之内,冬月亦翦彩为芰荷……苑内造山为海,周十余里,水深数丈。其中有方丈、蓬莱、瀛洲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余尺。上有通真观、集灵台、总仙宫,分在诸山。风亭月观,皆以构成,或起或灭,若有神变”。若炀帝出巡,“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又盛修车舆辇辂,旌旗羽仪之饰。课天下州县,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氅眊者,皆责焉”,过度的捕杀几乎使这类鸟兽绝迹。从这些情况来看,史臣说炀帝“思逞无厌之欲”是不为过的。

在拒谏问题上,炀帝就曾对近臣虞世南说过:“我性不欲人谏。若位望通显而来谏我,以求当世之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于地。”于是,高熲因谏奢靡被杀,苏威因谏捕盗被除名。而后,随着政治形势的逐渐恶化,炀帝也愈来愈厌烦谏者。大业十二年(616年),炀帝见中原已乱,便听从宇文述的建议准备到江都避难,原藩邸属吏赵才,以百姓疲惫、府库空竭、盗贼蜂起为由,建议还驾长安,结果触怒炀帝被下狱。建节尉任宗亦谏不应赴江都,被杖杀于朝堂。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被先解其颐,然后斩首。正因为有此一系列的事件,所以《炀帝纪》才说炀帝“除谏官以掩其过”,这是十分客观的。

在黩武问题上,主要是北巡和东征。三次北巡突厥,旨在扬威,以第一次为最盛。大业三年(607年)五月,征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开凿太行山,以通驰道,直达并州。然后,帅“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深入突厥之境,启民可汗亲为除草,还率部开御道,直抵突厥牙帐。八月,炀帝幸启民帐,启民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着实让炀帝赚足了威风,直到九月才返回了东都。三次东征高丽,旨在耀武。大业八年首征高丽时,扫地为兵,征得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兵具器杖皆令精新,馈运者倍之,大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创近古出师之盛,但却事与愿违,惨败而归,继而二征、三征,皆空劳国力无功而返,反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民变浪潮,成了隋亡的导火线。《炀帝纪》称此为:“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黎庶愤怨,天下土崩,至于就擒而犹未之寤也”。应该说,这一评述也没有言过其实之处。

《隋书》在构建起炀帝负面形象的同时,对炀帝的个人能力和善政也不乏肯定之语。炀帝少时,美姿仪,“深沉严重,朝野属望”,高祖令其数次领兵,频有大功。开皇八年(588年),为行军元帅大举伐陈,次年,陈平,执陈佞臣施文庆、沈客卿、阳慧朗、徐析、暨慧等斩之,以谢三吴,“于是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连魏徵也承认,炀帝“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不但有武功,炀帝也颇好学,尤善属文,《隋书·文学传》中称:“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正因为炀帝能文好学,所以颇重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本来高祖杨坚,“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后,改变了这一情况,“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使文化一度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其时炀帝还广招儒士,授予官职,大业元年(605年)正月下诏,“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七月再次重申,“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礼部侍郎许善心,便奏荐儒者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包恺、陆德明、褚徽、鲁世达之辈并加品秩,授为学官。此后又多次下诏,征召儒士为官,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被世人称为“二刘”的刘焯、刘炫,“二人学通南北,博极古今”,焯“数穷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钩深致远,源流不测,数百年来,斯人而已”,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当时,名儒学士不远千里而至拜访的,不可胜数,但二人在高祖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炀帝即位,授“二刘”为太学博士,讲授经学,二人“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对后世也影响很大,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中尚书和毛诗部分就是师法二刘而来的。由此可见,《隋书》对炀帝的文学修养,以及大兴学校发展文化,重视人才的善政,是持肯定态度的。

综合以上正反两方面来看,《隋书》对炀帝的评论是客观的,不存在故意抹黑的意味。如果想抹黑炀帝,则贞观史臣尽可以大肆渲染炀帝弑父的恶行,相反史臣对此事还做了相当的回护,至少在《隋书》中找不到对这一事件的正面描写。至于让后世史家感到抹黑炀帝的,主要是《炀帝纪·史臣曰》的后半部分,说炀帝“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雠仇,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读之确有些渲染夸张之处,但细思之,这是由贞观史臣的史识造成的,在“家天下”时代,君主只要灭祀、亡国,就必然要受到猛烈的批判,更何况隋朝还是在不当亡的情况下亡了,如果把这说成是史臣对炀帝的故意抹黑,实际是用现代史家的史识来苛求古人。

无抹黑之必要

《隋书》没有刻意抹黑炀帝的形象,并且也没有抹黑的必要。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贞观史臣没必要通过刻意抹黑炀帝形象,来树立唐政权的合法性。此点孟彦弘先生已有说明:“魏晋几百年,政权更迭十分频繁,人们其实不太把政权更迭当回事,这跟明末完全不同。既然不当回事,所以也就没必要刻意‘抹黑’。”(参见《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所刊访谈“孟彦弘谈《隋书》与快速崩溃的隋朝”)

其次,抹黑炀帝不符合贞观君臣的整体利益。从李世民方面来讲,自北周开始,李家与杨家就是亲戚关系,李渊是炀帝的表兄弟,李世民是炀帝的表侄。太原起兵本就是以匡复隋室为名,其后入长安,立代王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建唐后,又视江都之变中宇文化及、裴虔通为叛逆,将其子孙全部流放。那么如果在修史中一味抹黑炀帝,就等于说从太原起兵到流放叛逆子孙的这一系列举动的政治立场错了,因此只能客观评价,而不能刻意抹黑。从臣下的角度来讲,许多贞观名臣都是由隋入唐的,他们大多做过隋官,有的还很受炀帝赏识,例如《隋书》主要修撰者孔颖达,“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时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颖达为最……属隋乱,避地于武牢”;另一主撰许敬宗,幼善属文,大业中举秀才,“授淮阳郡司法书佐,俄直谒者台,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难……敬宗流转投于李密”。这样如果他们刻意抹黑炀帝,一来,他们受炀帝赏识的经历就不好对人解释了。二来,也会显得他们“危而不持,颠而不扶”。李世民就曾和魏徵论及“群盗”蜂起,炀帝滥杀无辜之事,李世民说:“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所以刻意抹黑炀帝,对他们自身也是不利的。

最后,抹黑炀帝也起不到镜鉴的作用。修《隋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当朝统治者提供镜鉴。秉笔直书,才能让君主更好地扬善避恶。如果抹黑歪曲,就无法得到准确的经验教训。《隋书》纪、传部分成于贞观十年(636年),次年,魏徵在上疏中提到:“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显见,这是魏徵在修撰《隋书》时得到的经验,可简单地概括为“纵欲亡国,节欲兴国”,这一经验是基于史实得到的,是很准确的。因此才成了太宗执政的一条指导思想,不数年终有贞观之治。总之,我以为《隋书》中对炀帝形象的描述基本是客观的,没有刻意地抹黑。

文/孙俊 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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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5C成军了,谁的压力更大? http://sbyxwz.psb77.net/14047.html http://sbyxwz.psb77.net/14047.html#comments Mon, 04 Mar 2019 00:52:50 +0000 http://sbyxwz.psb77.net/?p=14047 VFA-147

2月28日,美国海军正式宣布F-35C形成初始作战能力。至此,F-35的3个型号都迈过了正式成军的门槛,而以各种花样包装的上一代战斗机势必加速淘汰。

此次率先达成IOC的第147攻击战斗机中队“淘金者”(VFA-147)是美国海军首个F-35C作战中队,该中队于2018年1月换装F-35C,开始探寻五代舰载机的战术战法,为美国海军航空兵撰写新的飞行训练大纲。

有趣的是,忙于F-35C适应性训练的美国海军还不忘弘扬“主旋律”。去年8月,VFA-147中队首次被纳入航母舰载机联队作业循环时,好莱坞电影《壮志凌云2》摄制组正在同一艘航母上取景。详细内容可参阅北纬40度早前文章《电影训练两不误,F-35C半年后IOC》

不过,尽管会有真正的海军飞行员驾驶飞机出镜,但美国海军已经声明不会为这部电影额外掏钱,影片出品方派拉蒙公司“将为所有非训练范畴内的飞行掏腰包”。顺便说一句,《壮志凌云2》的上映时间已经由2019年7月推迟至2020年6月。

在解决了造成早期项目延期的一系列问题之后,F-35项目一直在加速推进。2015年7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B形成初始作战能力。2016年8月,美国空军旗下的F-35A达成IOC。美国海军则宣布F-35C将于2021年随“卡尔·文森”号航母派驻亚太地区进行首次作战部署。

2018年,F-35项目完成了持续11年之久的系统开发与验证阶段,开始全面部署Block 3F版本。洛马公司顺利达成了91架的交付目标,F-35在役机队已超过350架。按计划,洛马公司2019年将交付130架F-35,比2017年翻了一番。

实战方面,F-35去年在中东地区完成了两次空对面作战首秀,分别是以色列的空军型F-35I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B,展现了对俄制防空系统的优势。另外,意大利空军的F-35A和英国皇家空军的F-35B也了具备初始作战能力。

F-35C

截至2018年底,美国之外已有英国、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韩国、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共接收了88架F-35。虽然土耳其因采购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而造成美方不满暂停交付,但比利时、荷兰、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近期都有意向发出新的大单。

产能提升的同时,F-35的价格也在逐步下降。最近生产批次的F-35A单价已经低于9000万美元,按计划2020年单价将降到8000万美元。这个价格已经低于国际市场上大多数四代半战机,F-35将凭借性能和价格的双重优势继续蚕食盟友的市场份额。

F-35服役高潮的到来还将促使大量二手F-16进入国际市场,给俄系战斗机造成巨大压力。因其不仅需要迎接二手F-16的低价倾销,还要面对日常对抗中的极大消耗。具体分析可参阅北纬40度早前文章《F-35还未上阵,俄系战机躺枪》。(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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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事航天预算重回增长态势 http://sbyxwz.psb77.net/14043.html http://sbyxwz.psb77.net/14043.html#comments Sun, 03 Mar 2019 06:20:10 +0000 http://sbyxwz.psb77.net/?p=14043 afspc11

美国航天新闻网2019年1月31日刊文分析了美国国防部军事航天预算(注:未包括侦察卫星发展预算)呈上升趋势。2018年9月,国会为国防部军事航天拨款81亿美元,比国防部预算申请多出约2000万美元,比2018财年72亿美元拨款多出约9亿美元。增加的资金主要用于航天发射、卫星通信、地面指挥网及基础科研。

国防部军事航天预算

Velos公司预算分析师蒂尔尼经研究认为,尽管美国宣称太空是一个日益重要的作战疆域,但军事航天经费和所有其他军事项目经费一样,随着美国国防部经费涨落而起伏。2013财年美国国会限制联邦开支,国防部全面削减包括航天在内的开支。2013财年的军事航天经费为66亿美元,大幅低于2012财年的91亿美元,此后军事航天经费稳定下来。2018财年美国国防部获得的经费增加,军事航天经费随之增加到72亿美元。未来,国防部将为2020财年军事航天申请92亿美元,2021财年87亿美元,2022财年96亿美元,2023财年95亿美元。

太空任务优先领域

美国2019财年国防部航天系统拨款81亿美元,优先领域依次是:航天发射24亿美元,定位导航与授时14亿美元,卫星通信9.84亿美元,导弹预警9.78亿美元,指挥控制8.35亿美元。

1.航天发射

24亿美元经费主要用于支付联合发射联盟和SpaceX公司,为改善发射供应商竞争提供资金,同时计划结束美国“宇宙神”-5(Atlas 5)火箭对俄罗斯RD-180发动机的依赖。美国国会拨款4.45亿美元——比空军申请金额多出2亿美元,用于投资“发射服务协议”(LSA)项目;为空军“渐进一次性运载火箭”(EELV)项目拨款9.54亿美元,以便在过渡到LSA时代之前,于2019年从联合发射联盟和SpaceX订购更多具有竞争力的发射服务。

2.定位、导航与授时(PNT)

14亿美元经费主要包括为洛?马公司正在建造的GPS-3卫星提供4.51亿美元,为配套的地面系统提供5.13亿美元。处于对电子干扰GPS信号的担忧,美军近期正在投资更安全的卫星和地面系统。空军开发了M码新型军事GPS信号,该信号将更加安全,并能抵抗干扰和欺骗。空军、海军和陆军近年试验了多种方法,利用其它技术增强天基PNT功能。

3.卫星通信

美国国会为卫星通信拨款9.84亿美元,略低于美国国防部10亿美元申请,但为商业卫星通信新预算项目拨款4950万美元。2019年获得投资的军事卫星通信项目包括:海军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窄带星座,用于北极地区通信的增强型极地系统卫星,先进极高频通信系统,以及正在开发中、旨在提高赛博安全的受保护战术卫星通信系统。在用户设备领域,国会在国防部申请的900万美元基础上增加了1000万美元,用于雷声公司为陆军开发的“安全移动抗干扰可靠战术”(SMART-T)终端。

4.导弹预警

美国国会虽然应国防部申请要求拨款9.78亿美元,但进行了重新分配,将6.43亿美元从演进型“天基红外系统”(SBIRS)转移至“下一代过顶持续红外”(Next Gen OPIR)的新导弹预警卫星项目。此外,国会指示导弹防御局开始设计用于导弹防御的天基传感器架构。

5.指挥与控制

8.35亿美元经费主要用于:升级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联盟太空作战中心(即之前的联合太空作战中心)的软硬件;投资“联合太空作战中心任务系统”(JMS)项目以及“全面太空作战管理指挥与控制”项目,前者是一个现代化的软硬件系统,可实时集成多源太空态势感知数据;后者旨在集成多源数据,用于太空作战指挥。(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刘海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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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隼鸟-2”行星探测器的军用潜力 http://sbyxwz.psb77.net/14038.html http://sbyxwz.psb77.net/14038.html#comments Fri, 01 Mar 2019 07:23:39 +0000 http://sbyxwz.psb77.net/?p=14038 7f2d7ca50c0548f58bc65cc3a4941164.png

2月21日,日本“隼鸟-2”探测器下降到“龙宫”小行星的表面,近距离向小行星表面发射一颗约5克重的“钽弹”,并用专门的取样仪器收集弹射出的岩石碎片,成功完成首次采样任务。“隼鸟-2”还将完成两次采样任务,3次采样任务完成后,所有样品将通过一个返回舱于2020年12月返回地球。虽然“隼鸟”系列任务名义上是小行星探测,但其发展的诸多技术如“太空炮”撞击装置、航天器机动及探测、非合作目标捕获及抓取等能够物化为尖端的空间攻防武器,具有极强的军事应用潜力。

一、任务背景

“隼鸟”系列任务是日本航空航天探索局的一个系列小行星探测项目,旨在开展空间科学研究,验证先进太空技术。计划分三个阶段进行,分别对S型、C型和D型小行星进行探测,探测距离不断增加、任务复杂程度逐步提高。“隼鸟-1”任务于2003年~2010年期间完成了S型小行星“糸川”的探测并返回地球;“隼鸟-2”将探测富含碳元素、起源时间与太阳类似的C型“龙宫”小行星1999 JU3,帮助研究地球的演变过程与生命的起源。“隼鸟-2”任务于2006年被日本太空活动委员会选中,并于2010年8月批准,总经费约1.5亿美元。

北京时间2014年12月3日,“隼鸟-2”小行星探测器搭载H-2A火箭从种子岛航天中心发射升空,经过约4年的飞行,“隼鸟-2”于2018年6月进入“龙宫”小行星轨道,正式开启其探测任务。

二、“隼鸟-2”探测器主要组成

“隼鸟-2”由平台和有效载荷舱两部分组成,重约600千克,外形为1×1.6×1.4米的长方体。平台包括热控、电源(可折叠式双翼太阳能电池帆板和蓄电池)、通信、数据处理、姿态轨道控制、化学推进和离子推进系统。有效载荷舱包括小型便携式撞击装置、飞行任务仪器系统、样品采集装置、再入密封舱、机器人探测器及着陆器。相比“隼鸟-1”,“隼鸟-2”除了采集表面样品,还要采集小行星地表以下岩石样本,为此在结构上进行了较大改进,主要区别是:

一是加装可探测小行星内部的撞击装置

为了获取小行星的内部岩石样品,“隼鸟-2”将加装小型便携式撞击装置(SCI)。SCI是一个直径30厘米、重约10千克、装有炸药和定时引爆器的圆筒形撞击装置。由于该装置使用火药引爆的方式增强撞击力,曾被美国空间网等多家媒体形象地称为“太空炮”。该装置于2013年成功进行了地面试验。

与“隼鸟-1”类似,“隼鸟-2”的样品采集装置中同样配备了可弹射的金属弹子,通过发射弹子撞击小行星表面溅起土壤或岩石碎屑进行表面样品收集,但弹子的冲击力更强,数量也更多。

二是增加了机器人探测器的数量

“隼鸟-1”任务中,释放了“智慧女神”机器人探测器,但由于计算错误导致释放高度过高,“智慧女神”没有被小行星的引力捕获而飞入太空。“隼鸟-2”任务携带了2个与“智慧女神”相似的机器人探测器,可以在小行星表面跳跃巡视。此外,“隼鸟-2”还搭载了MASCOT小型着陆器。该着陆器由制造“菲莱”彗星探测器的欧洲团队研制,质量10千克,其上搭载了多台科学仪器设备,如广角摄像机、热辐射仪、磁强计以及分光显微镜等。着陆后将利用这些观测仪器对小行星进行原位勘测,获取小行星的相关数据。同时对3个机器人探测器进行遥测控制,将是此次任务的又一难点。

三是其他设备也进行了改进

针对“隼鸟-1”任务中出现的离子发动机输出不稳定、姿态控制装置失灵、通信中断等故障,“隼鸟”-2主要改进还包括:

取样机构进行了更好地密封,增加更多的隔间;更加耐用的离子发动机(功率提高了25%);返回舱增加了测量飞行加速度、运动和内部温度的仪器;增加了姿控系统冗余(反作用轮数量由4个增加到3个);采用了“破晓”号金星探测器上的新型平面天线,与“隼鸟-1”的抛物面天线相比重量减轻了四分之一,但拥有一样的通信能力;新增近红外光谱仪(NIRS3)和热红外成像仪(TIR),前者将观察小行星的矿物组成,后者将研究小行星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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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任务内容

2018年,探测器将到达小行星并开始为期18个月的探测。探测任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探测器在距小行星表面20千米的位置利用光谱仪、摄像机和其他传感器对小行星进行综合调查,并确定着陆位置。

(2)释放1个着陆器和2个跳跃机器人探测器,进行小行星表面探测。2018年9月21日,“隼鸟-2”下降至距离小行星55米的高度,释放首批两艘跳跃探测器MINERVA-II1A和MINERVA-II1B。每个圆盘型探测器直径18厘米,高7厘米),质量约1.1千克。他们采用跳跃方式前进,进行探测。2018年10月2日,“隼鸟-2”又部署德法研制的探测器,大小类似微波炉,工作了17个小时。

(3)收集三处不同位置的岩石样本约0.1克并带回地球,其中两处采取与“隼鸟-1”相似的金属弹子撞击小行星的方式收集表面样本,一处利用新的小型便携式撞击装置(SCI)收集内部岩石样本。2月21日完成的是第一次采样任务,“隼鸟-2”还将完成两次采样任务,第二次将和第一次的过程一样;第三次采样将使用携带的“太空炮”向小行星表面发射由火药引爆而加速的铜弹,形成弹坑后从坑底取样,以确保样品是最原始的,没有受到深空辐射的风化影响。

3次采样任务完成后,“隼鸟-2”探测器将于2019年12月开始返回。由于探测器仅需要在靠近地球时释放装有小行星岩石样本的返回舱,之后将重新飞向深空,而不必考虑将速度降低到与地球匹配的程度,因此探测器可以选择较短的路径,2020年底就可到达地球。

四、带动相关技术发展并具有军事应用潜力

“隼鸟-1”任务的成功使日本成为小行星探测的领先国家,也极大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日本政府趁热打铁,又大力推进“隼鸟-2”任务,不仅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也有助于其扩大航天领域国际影响力,而其蕴含的重要军事应用价值更需要特别关注。

“隼鸟”任务的推进将极大带动日本相关前沿技术的创新发展。“隼鸟-1”任务促进了日本离子发动机推进技术、光学自主导航技术、小行星采样返回技术等空间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仅依靠1台姿态控制装置和2台离子发动机就能安全返回地球,表明日本整体空间探测技术的先进性。“隼鸟-2”在此基础上采用更加先进的离子发动机技术、飞行控制技术、导航技术,并将进一步验证多目标的遥测控制技术。

尽管日本“隼鸟”系列任务的主要目的是探测小行星,但其演示和发展的诸多技术显然具有重要的军事应用价值。比如,能够依靠离子发动机和自主导航实现对远距离小行星的交会,表明探测器具备长期在轨运行、机动和准确靠近目标的能力。通过向小行星表面释放目标指示器引导撞击,使得精确攻击特定目标成为可能。特别是为了采集内部岩石样品而装配的小型便携式撞击装置,通过爆炸产生高速弹丸,可严重威胁加固的空间目标。这些技术都具有物化成空间攻击武器的巨大潜力。

不过,“隼鸟-2”携带的“太空炮”小型便携式撞击装置仅在地面进行过试验,未经过真实太空环境的验证,其可靠性还有待验证,“隼鸟-2”能否成功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来源:美国《航天新闻》 翻译: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信息研究中心/廖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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