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东西方初遇:汉唐时代中国人眼中的希腊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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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例三:景教徒与希腊-拜占庭文化的传播

首先来看一段中国的记载。《旧唐书·拂菻传》中提到拂菻国的都城宫室的情况时,说它是“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接下来有一段重要材料:

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编于屋宇,机制巧蜜,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流,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

这段文字不难明白,意思是说,酷暑季节,炎热难当,人都受不了,于是将水引流到建筑物的顶上去,覆盖整个顶端,设计奥妙无穷,人们只听到水在哗哗地流动,像泉水流动一样,一会儿就看见水从四檐像瀑布一样流下来,形成清凉的风。巧合的是,我们从唐代典籍中看到,当时中国的都城长安也有这种建筑,如唐玄宗建造的凉殿。唐玄宗有很多故事,尤其是与杨贵妃的浪漫故事。这个人很会享受,他建起了一个凉殿。《唐语林》卷4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玄宗起凉殿,拾遗陈知节上疏极谏。上令力士召对。时暑毒方甚,上在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知节至,赐坐石榻,阴溜沈吟,仰不见日,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复赐冰屑麻节饮。陈体生寒栗,腹中雷鸣,再三请起方许,上犹拭汗不已。陈才及门,遗泄狼藉,逾日复故。谓曰:“卿论事宜审,勿以己为方万乘也!

这段记载用白话说,就是唐玄宗建起了凉殿,谏官陈知节上疏极力劝阻,劝皇帝不要搞这个东西。唐玄宗命高力士把陈知节找来说一说。当时正是酷暑季节,天气炎热,玄宗皇帝坐在凉殿里,座位后面水激扇车,形成凉风,吹动他的衣服。陈知节到了以后,皇帝让他坐在石榻上,整个建筑内阴沉沉的,见不到一丝阳光,凉殿的四隅有积水像帘一样倾泻下来,然后又赐给他冷饮喝。这个时候怎么样呢?陈知节体内感到寒冷,肚子已经不好受,想去厕所了,可是皇帝就是故意不让去。陈知节已经冻得哆嗦了,皇帝本人还感到热,在不停地拭汗。陈知节被允许出门后,刚刚走出门,便大便失控了,过了好多天才恢复正常。这个时候皇帝见到他以后说:你讨论什么问题的时候需要慎重,需要仔细考虑,你不要以为你是皇帝,你要体贴理解我。

这个故事中,我们应注意的是凉殿的特点,一是“水激扇车”形成凉风,二是“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形成瀑布状的飞流。我们注意到,这种建筑在唐代不只皇宫有,大臣家中也有。开元天宝之际,杨国忠、李林甫的权势很大。当时有一个京兆尹(相当于京都的市长)叫王鉷,他勾结李林甫,并且得到了玄宗的宠幸,生活非常奢侈。后来他在御史大夫任上犯罪被处决,家被查没。在没收他的家宅的时候,发现他家里竟然也有这种建筑,叫作“自雨亭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唐语林》卷 5的记载:

天宝(742—755)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赐死,县官簿录太平坊宅,数日不能遍。宅内有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

这“自雨亭子”的特点,是“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与唐玄宗的凉殿如出一辙。

《旧唐书·拂菻传》记载拂菻国都城宫室有这样的建筑,唐都城长安也有这种建筑。于是就出现一个问题:是否出于巧合?抑或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向达说,玄宗的凉殿,它的特点是“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王鉷的自雨亭子是“簷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这些特点跟《拂菻传》记载的拂菻国都城宫室的特点是完全吻合的,所以它应是模仿拂菻国的建筑风格而建造的。[11]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怎样解释这种关系,为什么那里有了,我们这儿就有?

这个问题,如果从中西交通的角度来研究的话,就不难理解。我们知道,在唐代的长安,有来自希腊罗马世界的景教徒在活动。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最早的创立者是聂斯托利(Nestorius),聂斯托利最初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基督教正统教义说圣母玛利亚是感孕而生耶稣,是上帝使她怀孕,生了基督耶稣。于是就有一个问题,耶稣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人呢?还是一个神呢?就是说,他在圣母玛利亚肚子里是神还是人呢?这种问题在我们看来是很可笑的。聂斯托利认为,玛利亚是一个凡人,她不可能怀神,一个凡人怎么能生神呢?她只是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是一个人,她是人的母亲,当她将婴儿生下来的那一刻,上帝把圣灵灌注到婴儿的体内,使婴儿成了神。所以玛利亚只是一个凡俗婴儿的母亲,而不是神的母亲。聂斯托利的观点,在431年的以弗所会议上,被拜占庭教会判为异端,被流放到埃及,后来死在埃及北非沙漠。他的信徒们也受到迫害,逃到了波斯境内,在波斯境内有时候受到宫廷的优待,在宫廷中做医生、做秘书,因为这些人都会技术,文化水准较高;但拜占庭帝国与波斯经常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冲突,这些人就被当成拜占庭的间谍,受到迫害。受到迫害后,这些人怎么办呢?就往东跑,跑到中亚这一带。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在6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景教徒就已经在中亚的河中地区(大致相当与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活动了。此前,景教徒主要活动在现在的土库曼、阿富汗北部。当时丝绸之路畅通,景教徒到达中亚后不久,将活动范围扩展到了中国境内(可能已到达现在的和田一带)。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考古资料来证明这一点。

7世纪上半叶,景教徒到达中国都城长安。证据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个碑是在明代天启年间(1623~1625年间,具体哪一年说不清楚)被发现的。根据碑文记载,贞观九年(635年),景教徒到达了长安。当时唐朝的宰相房玄龄,在长安的西郊,为景教徒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把他们迎进城来。这个事情很值得深思,宰相亲自去迎接景教徒,非同一般,说明在它之前对景教徒已经很了解了。唐朝廷给景教徒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是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太宗在夺取皇位过程中杀人很多,包括他的兄、弟,做皇帝后常常睡不着觉,做恶梦,他欢迎景教徒很可能因为他想获得灵魂救赎。

景教被迎进首都之后,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颁布诏令,在长安义宁坊建了一座大秦寺,安置了景教徒21人。这些人在这里翻译经书。景教进入中国之后,这是一个被正式承认的标志。但好景不长,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下令灭佛,景教受到牵连,也被禁绝。景教在中国的存在,如果是从635年算起,共计二百一十年。

在这二百一十年当中,景教始终面临一个生存发展的问题。景教作为一个新兴的宗教,传到中国以后,皇家的态度和达官贵族的支持,对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它到中国以后,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极力与上层搞好关系,巴结皇家、结交权贵以取得他们的支持;皇帝的喜爱或厌恶,权贵的支持或排斥,直接决定它的命运。因此,他们帮助唐玄宗和王鉷建造拂菻风格的房子,就不难理解了。换言之,所谓“凉殿”、“自雨亭子”应是由景教徒帮助建造的。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景教徒是文化水准很高的人,掌握很多实用技术。他们到了中国以后,便利用掌握的技术为达官显贵服务,结交他们。如景教碑上提到一位及烈,中国史书提到他与中国高官来往。《册府元龟》卷546的记载:

柳泽开元二年(714)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

柳泽上书极谏,力陈“庆立等雕镌诡物,制造奇器,用浮巧为珍物,以谲怪为异宝,乃理国之所巨蠹,圣王之所严罚,紊乱圣谋,汨斁彝典”,劝戒玄宗不可开此风气。但是,及烈还是到达了长安,并受到了玄宗皇帝的优待。依靠及烈等“金方贵绪,物外高僧”的努力,武则天时因佛教大盛而受到压抑的景教,重新得到振兴。玄宗宠幸杨贵妃,于是“扬益岭表各地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擢居高位”。(《旧唐书》卷51《后妃传》)这里“扬”指“扬州”, “益”是“益州”,而“岭表”是指“广州”和“交州”。扬益岭表所依靠的“良工”懂得制造 “奇器异巧”,可能是些景教徒。

第二,景教徒利用其医术,用医疗活动来帮助传教,将医疗活动推及到唐代的上层乃至朝廷内部。比方说,公元740年,王子李宪患病,曾有僧崇一为他治病,并使他痊愈。“崇一”这个名字,含有‘崇敬一神’的意思,而景教是一神崇拜,这表明“崇一”应是个景教徒。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新唐书》卷221《西域传》记载拂菻国“有善医能开脑取虫,以愈目眚”。《新唐书》的这个记载是来自于《通典》。《通典》卷193引用了杜环《经行记》中的说法:“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这种开脑术,实际上就是来源于希腊古代医学的穿颅术,这种穿颅治盲术曾长期流行于地中海东部,在唐代被景教徒传入中国,高宗皇帝就做过这种手术。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卷9“谀佞”第21说:

高宗末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则天幸灾逞己志,潜遇绝医术,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医张文仲、秦鸣鹤诊之。鸣鹤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则天帘中怒曰:“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高宗曰:“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胐户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

这个事情在正史两《唐书》中都有记载(见《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新唐书》卷76《列传第一》),《资治通鉴》也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卷203弘道元年),可见它是事实确凿的。秦鸣鹤是景教徒,我有文考证,大家可以参考,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景教徒为赢得朝廷的好感,以求为其传教活动打开方便之门,以医术为唐朝廷效劳,可谓极尽心曲,不遗余力。

第三,景教徒直接服务于朝廷的天象部门,将希腊-拜占庭天文知识介绍到了中国。这里有两个证据。其一,1980年1月在西安出土了波斯人李素和他夫人卑失氏的墓志,从墓志上可以看出,李素家族是来自波斯的景教徒。墓志说:“公(李素)天假秀气,润生奇质,得裨鼍之天文,究巫咸之艺业。握算枢密,审量权衡,四时不愆,二仪无忒。”根据研究,李素在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因为具有天文星历学的专长而被征召入京,任职于司天台,成为唐代掌管天文历算最高机构司天台的长官。他前后一共任职五十年,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皇帝,最终以“行司天监兼晋州长史翰林待诏”的身份,在元和十二年(817年)去世。

还有一个例子。唐代的典籍中有时候可以看到所谓的《都利聿斯经》以及《聿斯四门经》、《新修聿斯四门经》等天文书籍,这些书实际上是来源于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著作。都利聿斯就是“托勒密”的音译;《四门经》则是是托勒密的天文著作Tetrabiblos。这些希腊天文学著作经过别人的转译和改编,逐渐向东传播。其中有传播到印度西部的一个版本,在贞元初年被景教徒带到了中国,并在李素任职司天台时,在他的协助之下翻译了出来。

当然,景教徒传入中国的希腊罗马文化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有待进一步研究发掘。他们经由波斯而来,身上带有浓厚的波斯文化色彩,但他们曾长期活动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对于那里流传的希腊-拜占庭文化相当熟悉。他们在中土利用这些文化因素为自己的传教事业服务时,将这些东西传入了中国,在中国丰富的历史典籍中留下了“斑斑陈迹”。这些陈迹所隐藏的历史幽光,如果只是从国学的角度加以观察,而不是放在 “整体历史”的视野下面,终究是难以窥见的。这说明,整体历史视野不但适于近代中外交流史的研究,而且也适于古代中外交流史的研究。

作者:张绪山 来源:清华历史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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